还是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一年,我回去过的春节。一晃已经又是四年,远在外地工作的我,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一年又一年把春节回家的愿望推迟再推迟。平时和父亲的联系只是在电话里,无奈父亲因年事已高,在电话里说话已说得不太明白。

  不久前,我带着妻儿回老家给父亲上坟。从济南到老家的公路非常好,车辆也不多,用了两个半小时就到家了。
  
  这么多年以来,这是我第一次回家没有事先打电话。因为,我头一天的时候看天气预报,知道老家这一天有雨。下雨的日子里,气温是非常低的,尤其是农村,就更加凉了。如果母亲知道我要回去,是一定会在村口迎接的,而且她会很早就从家里出来,站在村口张望。我担心天凉会冻着母亲,她老人家已经82岁,而且因为得了一场脑血栓,已经失语一年多,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。
  
  但是,当我的车子拐下公路开到村里的小路上的时候,我一眼看到,母亲正拄着拐杖,站在路口向着公路的方向张望。凝视着细雨冷风中的母亲,我已无力控制自己的泪水。羸弱的母亲,尽管没有接到我的电话,仍然冒雨出来迎接远方的儿子,因为她知道儿子今天一定会回来,我甚至不知她已在那里守候了多久。停下车,我告诉儿子,快下去,把奶奶扶到车上来。妻子和儿子一起下车,我看着他们跑向母亲。我慢慢地把车开到母亲身边,下来扶着她,想说什么,却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母亲先盯着我看,然后用手抚摩着孙子的头,我看得出,她很高兴。她冲我用手势比划着,我明白她的意思是孙子又长高了。
  
  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,这一天,女儿是一定要到爹娘的坟上烧纸钱的。这么多年了,因为母亲的身体不好,再加上年事已高,我们就一直没有让母亲去过外公外婆的坟地。今年,当我和姐姐一起给父亲烧完纸钱之后,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,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母亲一定也在想着去给自己的爹娘烧纸钱。因为,她一定知道,对于自己来说,这样的机会就快没有了。从父亲的坟地回来,我就对母亲说:娘,咱们去姥爷姥姥的坟地,给他们烧纸钱去吧。我看到,母亲听完我的话,眼里的泪水立刻就流了出来,她马上给我打手势,意思是立刻就走。之后她又急切地给姐姐打手势、比划,我和姐姐立刻明白,她的意思是快准备纸钱。
  
  从我们的村子到外公家的坟地也就有两公里的路程,我让母亲坐在前排的座位上,想让她再仔细看看熟悉的地方和风景。因为自从母亲得病以后,我们就哪里也没有让她去过,她已经有几年没到过她熟悉的道路和田野了。
  
  母亲的眼睛一直在不停地看着窗外,我尽量把车开得很慢很慢,两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半个小时。到了外公外婆的坟地,我和妻子扶着母亲来到坟前,姐姐点燃了纸钱,我和儿子给外公外婆鞠躬。此刻的母亲,表情安详而平静,她很认真、很仔细地看着坟地周围的一草一木。她似乎在对自己的双亲说,我带着子孙来看你们了,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来啊。
  
  回家的路上,母亲很高兴的样子,满脸都是那种愿望实现后的喜悦。可是,当我告别了母亲,当我开车离开村口,我的情绪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下来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。母亲啊,我除了给您一头白发,还给了您什么?
  
  我的真正已经是风烛残年的母亲,明年的今日,您还能在村口迎接自己远方的儿子吗?(文/鲁先圣)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马家的邻居

今年下决心把一切都提前安排妥当,带妻儿回家过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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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在老家江苏,母亲去世后一直由嫁出去的姐姐照顾,我平时所能做到的就是往家里寄点星星点点的钱。姐姐说
“武子,不要寄钱,俺爸生活上花不了几个钱,知道你一直忙,等有时间回家看看俺爸就行,现在他咳嗽的厉害,平时说话不多,经常会念叨你”

一九六零年,马军十岁,他上面有两个姐姐,大姐娟子十七岁,二姐玲子十五岁,底下还有一个弟弟马刚四岁。

“嗯,姐,我知道,今年一定回家过年”
我一旦听到姐姐这么说,心里总是一阵酸疼。
电话里这样答应老姐,但我还是害怕会兑现不了我一次又一次得许诺。

马军因为爷爷辈是地主,所以成分不好,爷爷去世后家里一贫如洗,母亲王桂枝虽是代寨村大户人家的女人,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娘家的帮助,他们瞧不起马家,是因为马家的成分不好。

无数次在深夜里,我看着夜色迷离的窗外,想着过世的母亲和远在江苏的父亲,冥冥一丝念想时刻缠着自己,自己知道那是一种无法割舍的亲情在召唤着我,那里还有我的父亲和姐姐和地下的母亲。我知道,倘若我还是没有时间回去,日月依旧会那样,可终究会有一种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到的东西会永远丢失,那时谁会给我现在的那些牵挂?等失去了再回去,是不是在村前的大湾塘前,只有面对那些微风中的水纹时,才能模模糊糊的幻象出父母的影子!

马军从小就看见母亲给队里干活,就为挣上那几个工分。母亲从来都是穿一件黑色粗布大襟衫,用一根腰带把那条黑裤子勒好。母亲之所以能像男人一样去劳动,是因为母亲和村里其他女人不一样,她们的脚是被裹了小脚的,而母亲有一双大脚板。马军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不是小脚,母亲说她小时候性格很烈,父母降不住她,于是她的脚免于受罪。

二月十五号早晨,妻把早已把买好的东西塞满一车,儿子显得很兴奋,车里车外的跑,嚷着说要去看爷爷了,作为生在银川的他来说,江苏的老家显得那么神秘遥远,爸爸的爸爸在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心里又该是什么模样,也许他现在不知道他的爷爷也有过和他爸爸现在一样的年轻,也有过带着儿子去看太阳落山的情景。

母亲总是干磨磨子、种庄稼的粗活,她很体谅父亲,是因为父亲的身体瘦弱。还有,母亲把父亲一直当作家里的宝贝,家里再穷,母亲从来没责怪过父亲。马军知道,母亲对父亲那么爱护和谦让,是因为父亲是文化人。

我把车子开出小区的时候,太阳刚刚照红了东边的天空,看着便有几分温暖。身边的妻子一脸的安静。

马军的父亲马玉民,个头不高,但人很善良,文质彬彬,他总是戴着一副眼镜,说话从不声高。马玉民在家里是地主的时候念过书,写得一手好字。因为他的性格温和,又会写字算账,这在村里是找不到的,于是大队不计较马家的成分,把马玉民任命为大队会计。大队每月进多少粮食、发出多少工分,都是马玉民在算,他每天早出晚归,兢兢业业地为大队忙活,睁着一天三分的工分。

出了银川上高速,车内暖气开的正好适宜,儿子在后排便开始撕开他的零食,玩起iPad,我和妻沿途看着风景,尽管冬季,但对于我们平时根本没有时间走动的人来说,一次旅程多少有些新奇,看什么都是新鲜的。东方的太阳,暖暖的在天边挂着,顺着车窗看过去,落尽叶子的树枝一闪而过,偶尔看到远处的村庄,会升起一股白蓝色的烟雾,我便把它幻想成农家的炊烟。此时的外面完全没有灰冷冷的高楼,完全没有急匆匆擦肩而过的上班族,完全没有那些看着热闹却又透着孤独的城市人群。

马军家有一个小院,后面是两间柴房,前面是两间厦房。院子的东隔壁是马军的二叔家,二叔书没好好念,但嘴能说,人比较精明,经常是往乡政府跑,一来二去和乡政府的几个人成了朋友。乡上来人经常他会早早地在门口迎接,再后来,大伯混成了村里的文化干事,主要负责扫盲运动。

从银川到江苏宿迁,到老家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午后。车子拐进村庄,一切还是几年前的样子,只是好像多了一两条小狗会突然跑出来,冲着车子,扛着尾巴,盛气凌人的叫唤着,儿子趴在车窗上欣喜的对着小狗学着狗叫,又回头喊,嚷着让他妈妈也看。

西隔壁是马五爷家,他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,最里面是四间柴房,西侧面是两间厦房,前面靠围墙内的拐角有一个羊圈。

妻和我结婚以来没回过几次老家,自然认不得老家的人。我早已把车窗打开,三姑二爷的打着招呼走走停停,妻也笑嘻嘻的对庄邻点头。

 
马五爷年轻时候靠养羊攒了不少钱,家里比较殷实,马五爷的大儿子在西安的一个工厂上班,二儿子早年夭折。大儿媳妇因为得了一场大病不久就死去了。自大儿子娶了后老婆后,五爷把九岁的大孙子和五岁的孙女领了回来,一直在他身边长大。

车前,隔着几家,我看到自家的老院,矮矮土院墙黄褐色的土,冬天的萧瑟仿佛尽写在墙上。墙头长满了草,稀稀拉拉的枯萎在午后的阳光里。我停好车,下来,后面妻子和儿子被家旁二嫂拉着手说话。我好似再也听不见别的声音,只是想快一点再快一点推开院门,推开那扇院门,我就能看见我的父亲。

马五爷个头不高,额头很宽,他的头发像鲁迅先生一样硬的短发,也总是嘴里叼着一个他的专用烟锅,他身体还比较硬朗,经常一个人坐在那个竹沙发上思考什么。

木门吱呀呀的推开,仿佛打开了一个世界。那不是我的父亲吗?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坐在堂屋门西旁的小凳子上,花白的胡子,戴着一顶棉绒帽,蓝色的棉袄灰蓝色的棉裤,眯着眼睛晒着太阳,仿佛我的开门声并没有惊扰他,倒是惊醒了父亲脚边的一条小黑狗,小黑狗忽地一下起身,却胆怯的躲在父亲的身边冲我叫嚷起来。

五爷不太说话,脾气很大,但在村里威望很高,他以前当支书的时候,总是以自己的智慧稳妥的处理各种矛盾,不管是村里的干部还是群众,只要五爷在场,大家都会听从五爷的决定,直到他早已不担任村支书,五爷在村里人的心里还是份量很重,村干部经常请他出面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。

我已到了父亲身边,不知道是小黑狗还是我把父亲叫醒,他睁开眼睛看着面前的我,一点点的惊愕。

       
马军的母亲王桂枝总是和五婆在一起,不管是晒麦子还是种地,王桂枝都先给五婆帮忙,一个原因是五婆是邻居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五婆人很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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